1931年12月14日的深夜，江西宁都城外寒风凛冽，一簇暗黄的油灯把西北军营房照得忽明忽暗。一名年轻排长搓着冻僵的手，小声嘀咕：“老董，你真打算带兄弟们反正？”身旁的董振堂压低嗓音答道：“枪口调过来，才有活路，等号声一响，全旅跟我走！”几小时后，第二十六路军1.7万官兵集体举义，枪声撕破黎明。自此，宁都起义成为土地革命时期规模最大的国民党正规军改编案例，也为中央红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。
西北军带来的1.2万支步枪、200挺机枪、24门火炮和8部电台，对缺重武器、缺通讯的红军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。周恩来、朱德抓紧整编：原二十六路军分作红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军，三军合称红五军团，季振同任总指挥，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；当时年仅26岁的连长李达，被调入参谋处协助筹划战斗序列。短短一周，新编《红军战士问答》改用西北军熟悉的唱词，纪律条文被塞进军歌，老兵们哼着曲子背条令，适应速度惊人。
1932年春，红五军团初露锋芒。赣州、龙岩、南雄数场硬仗连轴转，火炮轰击后就是大刀冲锋。漳州战役尤为亮眼，西北军固有的白刃战手感让敌军望风而逃。毛泽东在指挥所外听到劈砍声，不由感叹：“五军团的大刀，比机关枪还管用！”这句赞语很快随军口口相传，士气更盛。
然而辉煌与悲怆往往并肩而行。1934年10月，中革军委决定突围，红五军团被指定为全军后卫。部队人手不多，却要抵挡薛岳、周浑元共30万兵力。红三十四师6000人扼守枫树脚，阻滞湘军整整三昼夜。电台里多次催令突围，陈树湘把密码本付之一炬，自嘲一句“省得落到敌人手里”，带不足千人的残部转向湘南。最后在牯子江畔弹尽人亡，他摘下绑腿布自断肠子，年仅29岁。
跨入1935年，红五军团仅余5000左右。金沙江北岸，敌九个团紧逼，董振堂施疑兵之计，把篝火点满半山，虚虚实实拖住追兵七天七夜，给主力赢得过江窗口。那段时间，后卫连天天只有半升青稞面和野菜，依旧硬挺。老兵笑称“锅里空，心里热”，一句玩笑，道尽艰难。
1936年10月，长征胜利会宁会师，红五军团只剩三千余人。为了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路线，中央决定抽调这支久经考验的队伍西征。1936年12月下旬，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西渡黄河，与红九军、红三十军合编为西路军。雪夜行军、缺水缺粮，再加草原苦寒，部队没来得及修整便被马步芳骑兵盯上。
1937年1月1日凌晨，红五军攻占甘肃高台县城。城墙易守难攻，本应是短暂的立足点，谁料第二天马步芳调来四个骑兵旅，把高台围成铁桶。到1月14日，城内仅剩不到三百门枪，弹药匮乏。有人提议夜间突围，董振堂摆手：“子弹都没几发，突围只是白送命，等天亮刀砍也不能退！”15日清晨，红五军团发起最后一次集体白刃反冲锋，鲜血染红了积雪，穆斯林骑兵不敢近身，远处放冷枪。中午时分，董振堂中弹倒地，有战士想背他撤，他呵斥：“别管我，抱着大刀顶上去！”数小时后城破，红五军团壮烈殉城。
当年宁都起义时，指挥部里星光熠熠：季振同、赵博生、黄中岳、董振堂、李达、肖劲光……到1949年，只剩下四位将星存世，真正从宁都起义一路跟到高台又活着迎来新中国的，仅有李达一人。彼时的李达已是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，上将军衔；他说起往事，只淡淡一句：“那年我还是连长，兄弟们都在高台了。”
除了李达，红五军降生时的骨干多已魂归大漠。朱良才、大将肖劲光因井冈山出身，长征途中调离；孙毅、王秉璋、韩振纪等先后转到其他军团，才躲过高台一劫。西征幸存的干部中，仅有少将张力雄在高台激战时藏身粪车，披一身臭味逃出包围。对此他调侃：“臭得活命，比香着牺牲强。”
宁都怒潮、湘江血路、高台绝唱，这条红色轨迹覆满孤勇与牺牲。红五军团赢来过掌声，也经历了近乎全部覆灭的黑暗；无论是大刀雪刃，还是弹雨枫树脚，战士们始终守着最简单的信念：只要主力还在背后，就必须咬牙把敌人挡住。历史记录了他们的番号，却记录不了他们的全部姓名。每当提起这支铁血后卫，人们往往会想起那句口号——“退一步无路，拼到底也要护送中央”，一声呐喊穿过将近九十年的风尘，依旧铿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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